01

我叫张桂兰，今年55岁，出生在一个小县城的普通家庭。小时候，家里穷，父母重男轻女，尽管我学习成绩不错，但最终还是为了供弟弟上学，被迫辍学。

初中没念完，我就回家帮忙干农活，后来经人介绍，19岁那年嫁给了王建国——一个和我年纪相仿，在国营纺织厂上班的男人。

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，但王建国是个踏实肯干的人，对我也算体贴。我跟着他进了纺织厂，成了一名普通女工，日复一日地在机器轰鸣声中度过。

直到厂子改制，我和王建国赶上内退政策，每个月加起来能领8000多块钱退休金，虽然比不上城里人，但在小县城，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了。

我们有一儿一女，儿子王磊，女儿王芳。本以为，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，我们可以安稳度日，谁知，我娘家的一桩麻烦事，却打破了我们的平静。

我的父母年纪大了，身体却还算硬朗，住在老家，平日里我会时不时回去看看他们。可这些年，他们对我的态度，始终没变过——我只是个“出嫁的女儿”，家里的事轮不到我多管，但凡有需要钱的地方，我却总是第一个被想到的。

而这一次，我弟弟惹下的麻烦，彻底让我看清了一切。

02

事情的开始，是母亲的一句问话。

那天我回娘家，刚进门，母亲就拉着我的手，语气和往常一样：“桂兰啊，你和建国现在退休金多少？”

我随口答道：“8000左右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王建国在桌子底下狠狠踹了我一脚。我吃痛地看了他一眼，他却瞪着我，眼神里满是警告。

母亲没察觉异样，点点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们日子过得不错啊。”

我心里隐约觉得不对劲，可还没等我多问，王建国已经抢先一步笑着道：“妈，桂兰记错了，我们俩加起来就2000多，日子紧着呢。”

母亲微微皱眉，似乎有些不信，目光在我和王建国之间来回扫了扫。

我被王建国的目光逼得不敢说实话，只能勉强点头：“嗯，差不多。”

母亲沉默了片刻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桂兰啊，你也知道，你弟最近摊上事了……家里正缺钱，你要是手头宽裕，就先帮衬点，等以后有了再还你。”

我心里一沉，果然不出所料。

我弟弟又欠债了。这几年，弟弟做生意屡战屡败，每次赔钱，父母都会张口向我借钱。起初，我心软，拿出了好几次，可后来我发现，这些钱根本不会还回来，每次提起，母亲就装聋作哑，甚至还埋怨我“计较”。

“妈……”我犹豫了一下，“这次又欠了多少？”

母亲低声道：“30万。”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：“这么多？！”

“是啊，你弟真是命苦，做啥都不顺。”母亲叹了口气，“桂兰啊，你是他姐姐，你不帮他，谁帮他？”
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王建国已经忍不住了，冷冷道：“我们家里没钱，帮不了。”

母亲脸色顿时变了，瞪着我：“桂兰，你就这么狠心？”我张了张嘴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狠心？我这些年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从小到大，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先紧着弟弟，我咬牙放弃学业，供他读书；后来他结婚，我和王建国东拼西凑给他凑彩礼；再后来，他做生意赔钱，我们一次次拿钱填窟窿……

可到头来，我还是那个“应该帮衬弟弟”的人。

我低声道：“妈，这次……真的帮不了。”

母亲脸色一沉，冷哼了一声：“你是不愿意帮，还是建国不让？”

王建国听得脸色更黑了，直接拉着我起身：“妈，我们先回去了。”

母亲在背后喊着：“桂兰，你要是不帮，你弟真的就完了！”

我脚步顿住，心里一阵发酸。可这一次，王建国死死拽住了我的手，把我带出了家门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忍不住问王建国：“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真话？”

王建国脸色沉沉地看着我：“你还不明白？你一旦说了咱们的退休金数目，你弟的债，就得让咱们来填！”

我心头猛地一颤，嘴唇微微发抖。

“桂兰，我问你——这么多年，我们帮了你弟多少次？”王建国的声音不大，却透着一股子压抑的愤怒，“哪次他们真心实意地还过钱？哪次他们真心把你当成一家人？”

我沉默了。

“你那个家，早就没把你当女儿了。”王建国继续道，“你只是个提款机。”

我眼眶发红，心里一阵刺痛。

回到家后，我整整失眠了一夜。

我想起小时候，母亲总是对弟弟百般宠溺，而我却只能在角落里，默默地做家务；想起弟弟结婚时，母亲理所当然地让我掏钱，却连一句“谢谢”都没有；想起这些年，每当家里有难，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我，而不是两个哥哥……

我终于明白，王建国说得没错。

在我的娘家人眼里，我从来不是家人，我只是他们的“资源”。

第二天，我做了一个决定——不再给娘家一分钱。

母亲又打电话来催促，我坚定地拒绝了。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，说我是个“没良心的女儿”，还说“你弟以后不会认你这个姐姐了”。

我静静地听着，最后淡淡道：“妈，这些年，我已经够尽心了。”

然后，我挂断了电话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终于解脱了。

03

后来，我偶尔还会梦见母亲。

梦里的她，还是年轻时的模样，对弟弟百般呵护，而我站在一旁，默默地看着，不再期盼什么了。

现实里，我的生活终于回归了平静。我不欠任何人了，我也终于，学会为了自己而活。